依法推进跨境腐败治理.docxVIP免费优质

依法推进跨境腐败治理跨境腐败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，不仅直接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成效，还会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。党的二十届“”三中全会作出了 出台反跨境腐败法 的明确要求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立法规划也将反跨境腐败法列入其中。当前，这项反跨境腐败的专门立法工作已驶入快车道。这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国内外反腐败总体态势后作出的重要部署，既是丰富和拓展反腐败工具箱的具体行动，也是我国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。我国自 2005 年加入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以来，已初步形成了与国际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，并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推进跨境腐败治理，取得明显成效。进入新时代，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谋篇布局，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建设和法治实践深度开展，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。一是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建设稳步推进。在国际层面，我国与多个国家新缔结引渡条约、司法协助条约、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，与多个国家反腐败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，初步构建起覆盖各大洲和重点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。在国内层面，我们已构建起以刑事诉讼法、监察法为主体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、反洗钱法、引渡法等为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。二是反腐败涉外法治职能更加明确。成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，整合各职能部门力量，规范工作程序，明确职责分工。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、地区、国际组织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、合作，其他各职能部门做好衔接配合并依据相关法律授权履行专项职责。这一跨境反腐败工作格局，为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提供了组织机制保障。三是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效能凸显。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，纪检监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，资源力量得以有效整合，上下一体、多部门联动的工“”作机制更加明确。近年来，我国连续开展 天网行动 ，持续加大对涉腐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，不断取得追逃追赃新成果。但与此同时，随着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不断推进，跨境腐败治理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，也成为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影响反腐败成效的主要因素。一方面，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面临严峻挑战。目前，少数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，消极对待我国提出的合作请求，以各种理由阻挠我国引渡或刑事司法协助请求，甚至阻碍外逃人员回国投案。同时，反腐败工作中的涉外因素日益增多，境内办事、境外收钱现象仍然存在。201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专门增加关于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，对于潜逃境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起到强有力震慑作用，但这一制度目前还缺乏成熟的实践案例。同时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缺少国际合作方面的配套规定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存在定罪标准偏高、范围过窄，对涉腐洗钱行为的惩处力度不足的问题，进一步加大了追赃工作难度。同时，个别国家滥施长臂管辖，打着反腐败的“”幌子对外干涉，导致反腐执法 变味 ，严重损害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正义性。另一方面，我国现行制度还需提升精准适用性。由于政治制度、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差异，不同国家对跨境腐败行为的认定和理解具有很大差异，这些方面反映在司法解释、立案标准以及量刑尺度方面更是大相径庭，如何在反跨境腐败立法中统筹应对这些差异，进行科学有效的合作与协调，是相关立法的难点问题。目前，我国对跨境腐败的惩处尤其是预防措施分散在不同的法规制度中，缺少集中性的法律规定，在治理跨境腐败和反腐败国际合作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。具体来说，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对相关部门的职能范围规定得还不够明确，尤其是审判机关、侦查机关、监察机关及相关主体之间的分工还需进一步厘清；违法所得没收程序、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以及反洗钱、引渡等制度尚需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与监察法、刑事诉讼法还应进一步衔接和细化，监察机关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地位、职责和具体分工以及如何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划分、部门间协调机制等仍未解决。此外，监察法关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内容中只规定了引渡，缺乏遣返和劝返的规定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也未明确遣返...